随着《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对外公布，有关延迟退休的政策导向浮出水面。《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虽然政策方向已定，但多数公众在延迟退休问题上仍持一边倒的反对态度。对此，如何争取公众对延迟退休政策的理解与支持，成为当下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延迟退休问题上，中国社会亟需一场理性的对话。”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指出，一方面，政策制定者要向公众解释清楚设置合理等待期、小步慢走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政府应尽快解决现有养老制度中的缺陷，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与普通公众在养老金缴纳与养老待遇上的差距问题，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建议设置两年左右等待期，到2050年左右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决定》中提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贡森：这一政策正式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还是第一次，但在此前已经被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讨论了很多次。大家基本形成一个共识——这一政策的出台有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本世纪初，我国城镇50岁以上高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不论是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都显著较低。还有劳动能力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靠什么维持生存呢？无非就是家庭转移支付与社会养老金两种方式。交费者越来越少、领取者越来越多，国民经济和养老基金终究难以为继。
退休后能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是公民在文明社会所应该享受的重要福利。但是不能走向极端，不能在不考虑养老金制度未来能否持续的情况下，只强调当代人早退休的福利，而不顾后代的福利。如果这样做，就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相伴随的经济社会危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中国青年报：养老福利政策在欧洲债务危机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贡森：依我看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上世纪50年代，西欧人每年的工作时间平均比美国人多一个月。可今天，美国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比西欧人多一个月。与此同时，西欧人的工龄也在缩短，许多西欧国家的实际退休年龄降低了8岁以上，而美国、加拿大等国只降低了4岁左右。对于西欧国家来说，在国民平均寿命增加的同时退休年龄大幅降低，社会养老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了。我国应当吸取这样的教训，对养老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不让其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延长退休时间，是几乎所有国家面对越来越重的社会养老压力时的通行做法。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即便在金融危机、就业大环境不佳的压力之下，也都坚决推进延迟退休计划。
中国青年报：日本、美国等国家，虽然只是延长了三四年的退休年龄，但却用了30至40年的时间去过渡。我国的延迟退休制度要如何渐进呢？
贡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执政党敢把退休年龄一次性延长三五年。所谓渐进，就是小步慢走的意思，是世界各国推行延迟退休时的普遍做法。比如将退休年龄延长5年，那么就分几十年的时间慢慢进行，每一年就延长几个月。
除了渐进式过渡外，在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后执行前，一般会有一个等待期。这期间，国家可以进行组织管理准备。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公众对自己的生活有充分的预期与安排。比如一些职工知道自己何时退休，也许就会计划给子女带孩子，子女也会根据这个安排准备怀孕。
等待期虽然必要，但是不宜太长。这就像一个人长跑，终点是固定的，现在等得久了，后面就要跑得快一些；现在等得时间短了，后面就比较轻松。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为了贪图舒服，一直不愿意延迟退休，拖上个十年八年，那后面延迟退休的步子就得迈得很大，对后来人的生活影响也会很大。我们经过研究建议，当下应该尽快宣布我国的延迟退休方案，然后给出两年左右的时间作为政策等待期，两年后采取小步慢跑的方式，直至在2050年前后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
延迟退休实际影响新增就业一成左右
中国青年报：在延迟退休问题上，不少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您怎么看公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贡森：在绝大多数实施延迟退休的国家，公众反对都比较强烈。但无一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强烈的反对声音中通过了法规。我相信，如果给公众讲清楚不适当的延迟退休时间将会影响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宏观经济，大多数老百姓会理解。
当然，大家反对延迟退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现行养老制度存在严重问题，比如企业养老金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比例持续下降、养老金难以转移接续以及养老基金贬值等，这让老百姓对养老制度改革产生情绪上的对立。其中引起老百姓最大不满的问题是，在养老金的缴纳和发放上，国家公务人员与普通民众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现在一谈到包括延迟退休在内的养老改革，许多公众很少关注改革本身的初衷和做法，只是质疑为什么国家公务人员可以不缴纳养老金，退休后拿的养老金反而还比普通人多。这种差距伤害了老百姓对养老改革的理解与支持，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中国青年报：近日有媒体报道指出，延迟退休会对就业市场产生不良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贡森：我也注意到了比如“延迟退休或致每年六成人失业”之类的报道。这样的报道完全是一种危言耸听式的误导。相关报道指出，现在每年我国需要安排的就业人员在2400万人左右，而每年真正新增就业岗位仅为1000万左右，由此推论，每年有1400万人找不到工作。理性的人想一想就会明白这可能吗？哪个国家会允许自己国内出现50%以上接近60%的需要就业人群最终找不到工作的状况？
上述报道的常识性错误就在于，我国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就业岗位，是完全净增的就业岗位，不包括因为退休和自然死亡等因素腾出来的岗位。如果加上后者，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在1800万左右。也就是说，在每年2400万需要就业的人口中，大概只有600万即25%左右的人处在结构性失业的状态。而这一数据，在世界上属于比较好的水平。
按照我国每年新增就业数据以及我们建议的延退方案，能推算出延迟就业到底每年大概会影响到多少人的就业。现在我国每年退休的人口在700万左右，如果假设未来每年将会延迟退休3个月，那么每年因为延迟退休而减少的工作数就是700万人乘以3个月，等于2100万人月。同时，我国每年有1800万的新增就业岗位，按一年12个月换算成工作数就是1800万人乘以12个月，等于21600万人月。用每年因为延迟退休而减少的工作数与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工作数相比，可以看出，每年因为延迟退休而对新增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在一成左右，绝不是有些媒体所报道的六成。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速放缓了，以前GDP年增长10%时，每年可以创造1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现在GDP增速只有7%，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700万个，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会被放大。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我国在经济增速放慢的过程中，经济结构所发生的转型与变化。我国现在提倡，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扩大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很多服务行业很难进行像制造业那样的标准化生产，所以可能需要雇佣更多的人，但是经济增加值会相对下降一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经济增速已经放缓，但是就业状况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中国青年报：一项公共政策要实行得顺畅，总要取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延迟退休政策，如何取得公众的理解？
贡森：的确如此。在延迟退休问题上，社会亟需一场理性的对话。由于公众的反对声音，中央在延退问题上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三中全会只是决定“研究制订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而不是“制订”。很多人反对延迟退休，是对政策有误解，以为延迟退休一下子要延长个三五年。对此，政府就应把设置合理等待期、小步慢走等政策考虑向公众解释清楚，消除误解。
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应该尽快着手解决现有养老制度中的缺陷，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与普通公众在养老金缴纳与养老待遇上的差距问题。通过更加公平的制度设计，向老百姓显示深化改革的决心，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政府也应关注延迟退休对公众生活和职业发展的影响。比如对现在40岁左右的人群来说，20多年后他们的退休年龄要延后三五年，那时他们的技能和知识结构可能很难适应工作需要。因此，政府应该倡导和鼓励40来岁的员工再学习。一方面提供合适的培训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出台免税等政策，来鼓励单位组织培训。如果这些配套措施及时到位，就会让大家觉得，为了保证养老制度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性，政府不得不推行延迟退休，但同时政府也对公众的工作、生活做出了精心安排。
推行延迟退休，还必须彻底清理并控制提前退休
中国青年报：目前养老金缺口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我国现在养老金的缺口真的已经大到像社会上所说的难以填补的地步了吗？
贡森：事实并非如此。养老金缺口一般分5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当年养老金的收入低于当年养老金的支出。我国有17个省级单位出现了这种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在加入政府的补贴后，养老金的收入与支出之间还存在缺口。目前，所有省级单位，加上政府补贴，都没出现这种缺口。第三个层面是，加上政府补贴以及往年养老金的结余后，养老金的收支仍存在缺口。我国也不存在这种缺口。第四个层面是做实个人账户后的缺口。近年来，专家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做实个人账户对应对老龄化没有实质性作用。因此，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个人账户制度，而不是做实个人账户。第五个层面是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退休年龄、养老金缴费比例不变的前提下，将每年养老金缺口折现，由此产生的债务相当于GDP的比重。据预测，我国到2050年的养老金缺口累积债务才相当于GDP总量的70%，而目前，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到200%甚至300%。
可见，我国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并不十分突出，更不存在马上崩溃的危险。不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不会明确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让大家少交钱。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如果退休年龄等条件长期不改变，未来养老金的缺口问题会越来越凸显。
中国青年报：既然实际上养老金的缺口并不特别严重，为什么公众对养老制度总是有些不信任？
贡森：这就涉及公信力问题。制度的可持续性，一方面体现为它的实际表现；另一方面取决于公众对它的信心。有时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虽然我国养老金的实际缺口并不大，但制度设计缺陷、不实报道等因素导致公众缺少信心。我国养老金的缴费比例为28%，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比较高的水平。按说交的钱多，退休后待遇也应该不错，但事实上我国养老待遇水平并不高。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很多企业和个人不想多交钱，通过瞒报工资基数等办法来少交养老保险。有学者研究，缴费单位平均瞒报了工资收入的20%，也就是说现在大多数人在按实际收入的80%在交养老保险费。当下更有许多年轻人压根就不想参保。如果大家都不再相信这个制度了，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缴费者越来越少，供养负担将越来越重。
中国青年报：未来推行延迟退休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贡森：推行延迟退休，最重要的还是公平。要实现公平，还必须彻底清理当下已几近泛滥的提前退休问题。目前，对提前退休的管理不太严格，经常是找点关系到医院开了证明，就能办下来提前退休手续。这对那些按正常时间退休的人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也会给养老制度带来巨大的隐性负担。
在国外，想提前退休必须要需要经过严格的工作能力测试。我国也须借鉴这种做法，甚至可以像这几年全国清理低保户那样，引入审计制度来普查现在的提前退休，清理那些造假者，用维护公平的实际行动来赢得老百姓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