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一切“不公平”，已经形成了“隐性”的制度。譬如说，一些运输企业的一线搬运工人，在身份上已基本没有所谓“正式”一说了，几乎清一色是“劳务派遣”，只有那些所谓的管理者，才是非“劳务派遣”的身份。
“实现待遇公平，劳务派遣工还要等多久？”一段来自新民网的质问，的确让人窒息与无奈。长期游走在交通运输服务一线，对劳务派遣的弊端可谓是“了如指掌”。前不久，一则关于机场装卸员工漫不经心的工作视频，在网上引起了轩辕大波。当时就有记者问我，“这样的事常见吗？为什么会发生？怎样才能杜绝”。
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也不止一次问过自己。是呀，为什么会这样？当广播中传出“7月1日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劳务派遣工的公平待遇或许能够得到解决”的评论时，心理突然颤动了起来。看来，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我们的社会研究者，还真没有意识到，劳务派遣，并非只是待遇的“公平”问题。
在我调研过的运输企业中，大多是隶属中央或地方的国企，劳务派遣工的使用量非常大。之所以如此，其中有太多的无奈。正如一位央企负责人曾说过的，如果不这样，国资委的考核指标将永远不可能完成。在此，暂且不讨论这些国企为什么要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的问题，还是把话题还原到公平待遇问题上。
如果把时间倒置到2005年左右，或许我们所说的“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比较突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大浪淘沙”，那种“直接”的不公平早就没有了。今天的一切“不公平”，已经形成了“隐性”的制度。譬如说，一些运输企业的一线搬运工人，在身份上已基本没有所谓“正式”一说了，几乎清一色是“劳务派遣”，只有那些所谓的管理者，才是非“劳务派遣”的身份。因此，从表象上，在这样的企业中，已经不可能找到相同岗位不同身份的“不公平”了。相反，如果进行横向比较，这些劳务派遣工的工资还可能高于其它企业的工人。
然而，当我们把视角积聚到“隐性的福利”时，这个矛盾就会相当明显了。首先摆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所谓“五险一金”的保障问题，劳务派遣工可以有，但是，那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有”，是一种政策强制性的“有”，是明显区别于所谓正式工的“有”。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后勤保障问题，职能部门的“朝九晚五”，定点为的交通保障，或是有条件的车改，基本满足了可能的需求。但是，对于“劳务派遣”，没有“时间”的作息计划，“随时可能”的保障需求，在所有的企业都会是一个难题，都是“研究，研究……，再研究”的问题。 最后就是所谓领导的关怀问题，我们试着听一段收费窗口职工说的话：“我们原本没有什么知识，领导能够照顾我们，在这儿还每个月能够领到900元的工资，能够养养家，我们很感激，但我们真的希望领导能够看看我们，给我们搭个棚子，遮遮雨、避避风”。言下之意，我想大家都能够明白。
因此，对于“漫不经心的装卸”，恐怕不是仅仅修改一个劳动合同法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或许，它需要我们从整个管理体系中寻找问题的根源，真正解决管理者的压力与困难，就如政府管理一般，只有把官员头上的GDP这个紧箍咒给去除了，才可能让他们在管理过程中，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之外的文化建设方面；当然，也需要从制度上促使企业的管理者，更多的关注一线员工的“冷暖”，只有让员工真实地感受到“归属感”，才可能确保生产与服务的安全和品质。
